但是拥有现代历史视野的朱翊钧又对农业方面带有一点儿天然的阴影。

按照明朝所存录的文献，以及后世的农业研究来看，从理论上来说，红薯的亩产应该是一般谷类农作物的近二十倍。

可这也是“理论上”而言。

朱翊钧对这个“理论值”总是存着忌惮，毕竟某位从美国毅然归国的爱国科学家能用公式推导出理论极值上的亩产万斤，那么理想和实践之间定然存在着偏差。

何况晚明一没有工业化肥，二没有机械化耕种，再加上糟糕的气候原因，在北方推广番薯，必须使用徐光启后来研究出的“传卵”和“传藤”的方法，那实施起来定然达不到现代的理想产量。

这种结果虽然可以预见，但对朱翊钧这个皇帝来说终究比较痛苦。

他知道他一旦将李材的奏疏抄发下去，那将来对河南百姓收税的时候，一定会以这个亩产数十石作为标准来征赋，若是实际亩产达不到这个数字，这个番薯推广对北方的实际民生就会起反作用。

而朝廷中会不会有反对者呢？

那不用说，一定有。

倘或番薯推广出现了反作用，朝中北方出身的官员一定会以此为借口，像他们当年反对徐贞明开水田一样反对番薯推广。

此事若是发展到这一步，好了，那就又掉入晚明党争和两种路线之争的陷阱里去了。

他朱翊钧这个皇帝，带着他的现代知识成了晚明官僚体制的瓮中之鳖，到头来又必得变成他这个当皇帝的，必得下狠手杀上一批官才能推动农业革命，真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至于更不好把握的，那就是改种占比了，番薯虽然产量高，但是并非是经济农作物，一旦提出以粮为纲，在执行的时候就容易变成粗暴掠夺了。

孙暹不知道朱翊钧心里的这些弯弯绕绕，他以为皇帝的意思是想要获得更多的舆论支持，于是道，

“皇爷有此忧虑，不如召集廷议，与诸臣共论此事。”

朱翊钧轻轻地摆了摆手，孙暹不知道他在想甚么，他不是犹豫要不要推广番薯，而是在犹豫要不要杀人，在犹豫要不要采用高压行政手段去做一件“他朱翊钧认为是绝对正确、利国利民”的大事。

他不需要廷议来告诉他要不要去做了，他的犹豫是在这个“怎么做”上头。

他这人连让人家跪他一下都觉得浑身发毛，何况因为他所主张的政策而被损害了利益呢？

倘或要是真因为这件事饿死了人，他朱翊钧就要先自个儿羞愧死了，他这人就是心太善。

李氏这时便开口道，

“皇爷这么聪明，做出来的决定定然不会有错，您就是太谦虚，总是瞻前顾后的，既然这番薯是个好玩意儿，那就没道理不推广它啊，您都已经确定了这番薯能改善民生了，又算不上不懂农业经济还瞎指挥。”

朱翊钧侧头对她笑笑，道，

“朕又没有靠种过地，哪里算得上懂农业嘛。”

孙暹对朱翊钧和李氏的相处模式颇为奇异，却是不敢露声色，但听李氏道，

“户部难道就个个都种过地吗？嗳，真是的，皇爷，您想想，大明若是种下了番薯，那能救得多少人的性命？能解决多少……难题？”

朱翊钧点了下头，将手中的奏疏翻来覆去地又读了一遍，默然半响，道，

“要是能让农民投票，自主选择播种哪种农作物就好了。”

皇帝说到此处，声音便有些低沉忧伤，

“只是这样一来，大户为了保得自身利益，难免会大兴兼并，苛虐小民。”

李氏听了，不禁道，

“其实这些土地本就养不活这么多人口……”

朱翊钧摇了下头，打断道，

“嗳，你这观点不对，既为我大明百姓，那朕就有义务让他们吃饱穿暖，怎么能把他们看作是朝廷的累赘呢？”

魏忠贤抬起头来，嘴微微张开了些，面露讶异。

皇帝自顾自地说完这句话，也不要李氏回答，而是继续朝孙暹问道，

“朕当时要李材等人试种玉麦与番薯，为何这奏疏中止有番薯，而无玉麦？”

孙暹道，

“或许玉麦须得深耕，故而不能在一岁之际及时奏呈。”

朱翊钧又笑了笑，道，

“说不定就是前一年试种失败了嘛，没有达到像番薯一样的‘高产’要求。”

皇帝将奏疏递还给孙暹，

“没关系嘛，真的，朕一开始说的是戴罪立功，所以他们种不好玉麦也不敢报呈上来，至于这番薯，朕思来想去，推广还是要推广的，廷议就不必了，朕跟潞王说好了，就先在他封地的卫辉府里种上一批，卫辉府能种得好再说，就这么决定了。”

朱翊钧看来看去，还是觉得朱翊镠最适合干这事，朱翊镠大概是现在大明唯一一个完全没有生存压力和升职压力的人了，连后面的福王都比不上他现在潇洒，朱翊钧觉得他总不该说假话，说假话和说真话在朱翊镠那里已经没有任何差别了，他又何必非要说假话？

孙暹见皇帝似乎没有不悦之意，不禁提醒道，

“那李材等人……”

朱翊钧“哦”了一声，挺豪迈地下旨道，

“官复原职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