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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阪商团得知自己和余生的联合办学方式，和教学方法，得到美国人的认可后，商团中的所有人都兴奋不已。都觉得这一笔投资非常划算。而美国人计划兴办的新学校，和计划对日本原先已有的学校的改造，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投入。
虽然这笔资金需要大阪商团承担大部分，但是，大阪商团可以凭借着这些学校，将自己的触角，伸向全日本。甚至是原本由日本的世家财阀所把持的区域和行业。并且，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会有人敢于动歪脑筋。大阪商团兴办的学校背后，可有美国人的支持。
在前景大好下，大阪商团投资的热情高涨，不需要美国人催促，余生和大阪商团的联合办学模式与教育方法，便在日本全面铺开。
一九四六年年底，由余生编写剧本，由华纳和米高梅两个好莱坞巨头，联合运营的两部反战电影，《美丽人生》和《辛德勒的名单》制作完成。并定于圣诞节上映。
虽然，按照正常的运营方式来说，电影的上映，特别是同题材电影的上映，最忌讳的就是抢上映档期。一旦有同题材的电影，集中在一日上映，这基本上就是两个电影公司正式宣战。而同一个公司，将两部同题材的电影，放到同一天上映，更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不过，《辛德勒的名单》和《美丽人生》这两部电影却不一样。虽然这两部电影都是在讲述纳粹集中营的故事，但风格却截然不同。而且，编剧都是同一个人。
在这两部电影的巨大艺术魅力下，刚刚看完《辛德勒的名单》，或者刚刚看完《美丽人生》的观众，都会有所好奇——这部电影便已经是同题材电影中的极致了。余生还能弄出什么鬼？
在这种强烈的好奇心的驱动下，那些原本只看过其中一部电影的人，便不由自主的想要看一看另一部电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两部电影。因为余生这个名字，反而形成了一种捆绑销售。
很少有资深影迷舍得只看其中一部，而不看第二部的。文艺作品并不存在可以替代之说，往往是吃了第一个苹果，就会吃第二个苹果。
正因为有这种不那么明显的捆绑销售作用。这两部电影的票房。几乎可以算是比翼齐飞。在其他人目瞪口呆中，突破天际。
只用了一个周的时间。这两部电影的影响力，便席卷全世界。
一九四六年十月，正是纽伦堡审判结束，纳粹战犯被处死和关押的时候。在这个时间上映这两部电影，其历史意味和艺术意味会被时代背景迅速放大。许多人都认为，这两部电影，是身为犹太人的华纳老板和米高梅老板捣鼓出来，纪念同族的。
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的东京审判相比，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明显要有效率许多。其最大原因，就是纽伦堡审判给德国纳粹战犯腾挪的空间很少，配备的律师也很少。
日本律师团针对英美法系的漏洞，制定的延宕战术，在欧洲国际军事法庭根本用不上。而且，纽伦堡审判中，被告的人数较少，只有二十二人。
对德国人审理如此痛快的原因，就是因为德国人差一点真的就统一了欧洲，让欧洲人真的心生忌惮。而日本人显然没有如此成就。日本人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欧洲很少有人认为日本人的蛇吞象计划真的能成功。
正因为欧洲人对德国人真实的忌惮，所以，在战后。同盟国内的许多国家主张对德国人处以极刑。
在二战中，差点被德国人的闪电战灭国，死亡数百万人的苏联人认为，所有穿过纳粹制服的德国人都应该枪毙，即便不枪毙，也要发配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而德国纳粹的党卫军。最适合活埋。多活一天都是浪费粮食。
而被德国人的飞机轰炸的非常悲惨的英国人，也不再提自己国家的法治传统有多么的悠久。英国人认为，这些德国的主要战犯在策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给自己签发了有罪判决书，应该不经审判就直接处死。
要不是美国人拦着，告诉欧洲列强，他们的屁股也不干净，大家都是通过打仗起家的。如果真要较真，几乎每个国家的上层，都剩不下几个人的话。德国人面临的就不是一场严厉的审判，而是一场大规模的屠杀了。
所以，在美国人的建议下，第一个国际法庭，即欧洲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在纽伦堡对德国纳粹的主要成员，进行审判。史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虽然德国人战败，但是，除了主要成员失踪或自杀之外，大量信奉纳粹思想的德国人却留存了下来。只要有人振臂一呼，会很快聚集起原本就为纳粹德国战斗的士兵。到时候，整个欧洲又会大乱。
所以，纽伦堡审判的主要目的，并不仅仅是将纳粹中的主要成员定下罪名处死，更重要的是在梳理纳粹德国所做所为的过程中，将其种种打破人性底线的事情公诸于众。让德国人自觉理亏，然后泄去一口憋在心中的因为战败而来的怒气。
其实质作用，就是“安抚”人心。当然，这种“安抚”的方式比较特别。
而德国纳粹所为，最突破人性底线的，就是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与集中营建设。所以，对于集中营的真实状况的审理与公开，以及关于德国纳粹对犹太人集中屠杀的事情的梳理与公开，成为重头戏。
而这些事情，其实也是普通德国民众不知道，或者知道的不是那么清楚的。经过二百一十八天的审判，有十八个德国纳粹前高层被判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中有十二人被处以绞刑。